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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民企减负最需要做什么?民企最需要的不是优惠、补贴

作者: 来源: 时间:2019-03-12

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%以上的税收,60%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,70%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,80%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%以上的企业数量,其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不过金融去杠杆、经济调速换挡大环境下,去年民营企业发展也遭遇了融资难以及负担重等困境。

民营企业发展同样成为今年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话题。


3月8日新京报举办两会经济策沙龙之“问道民营经济”。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


下一步,应该如何为民企减负?如何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?在3月8日新京报举办的两会经济策沙龙之“问道民营经济”上,来自学界、金融界的代表围绕这两大主题进行了探讨,“市场”和“技术”是两大关键词,政府需要为民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,为企业减少负担,金融机构则需要通过技术解决民企的融资难题。

本次沙龙的嘉宾包括: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共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,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,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,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李大营,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黄新斌,网商银行拟任副行长冯亮,工行北京市分行公司金融业务部(普惠金融事业部)总经理韩宇。
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共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。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


张占斌:民营企业的负担,经济负担只是一方面。首先,要更多地关心、关怀、支持、引导民营经济、民营企业的发展,现在讲“两个毫不动摇”,要旗帜鲜明地讲明白、讲透。第二,要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一些进展、有一些突破,来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。第三,要给过去遭受错误对待的民营企业家“平反”,恢复名誉,有些要提供适当的补偿。第四,要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新型亲清政商关系,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学会在新的环境下更好跟企业家交朋友,帮助企业家、尤其是帮民营企业家更好解决困难。我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家反映说,现在清是清了,就是不太亲了,怎么能够既清又亲,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
我去年提了一个提案,把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纳入党和国家的培训体系,这个事现在也在做,但不是大规模,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完善。培训可以帮民营企业解决一些问题,也许不一定学习了很多,但是政治上觉得平等,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。

另外,“放管服”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做。行政方面,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,为市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。这些年政府在推动这件事,但还有很大空间,因为有的企业感觉受益不太明显,希望还有更大的“放管服”举措。法治方面,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的市场经济,政府、企业家哪些事情能干或者不能干,都有一条底线或者天花板,让大家在平等的游戏规则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,肯定是透明的、公平的、一视同仁的。如何通过法治真正保护好产权,包括私有财产、知识产权,都需要做大量工作。

从经济上为民营企业减负,有很多措施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有效。第一个措施就是减税降费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相当大的篇幅讲这件事,决心很大,力度很大,措施也很实在,看得出政府在这方面下了更大的决心,要给民营企业、民营企业家创造一个好的环境,包括交通运输收费、电力收费、中介服务收费等,都有降低的空间。

第二,要想办法解决民营企业、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确实很难、很复杂,很多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但是我国走到今天,民营企业已经具有重要的地位,在融资问题上还是要找到更有效、更有针对性的办法。困难有,但是办法更多。有些地方服务民营经济、小微企业有一些创新的办法,例如借助于互联网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技术介入金融部门的创新。另外还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,科创板马上要出来,这些将来都会对民营企业、小微企业起到减负的作用。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,但是我们重视它,想办法去做这件事,就很重要了。

第三,推进“放管服”,也就是降低制度性的成本。刚开始更多强调“放”,能放的交给市场、交给企业,但是光放也不行,不监管会出问题,还得管好,要有温度地监管,把服务和热情融进去。这里就涉及很多问题,比如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审批,政府应该做很多信息服务方面的工作,给更多中小民营企业提供最准确、及时、有用的信息。

第四,要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,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。我们在对企业进行评估的时候,很多民营企业家说不需要优惠,不需要补贴,就希望在平等机制下大家来竞争。国家有一些补贴,但民营企业拿不到,所以民营企业家建议取消它。


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。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



张燕生:“放管服”讲的是哪些事要由政府亲自做,哪些可以委托独立机构做,还有一些可以给商业机构做。有立法、有执法,而且有专业人员操盘,让独立机构每年向政府述职,达到比较高的透明度,让全社会知道这些独立机构做得怎么样。

行政化的“放管服”和法治化的“放管服”,核心的区别还是治理革命,就是怎么做到“法无授权不可为,法无禁止即可为,法定责任必须为”。

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讲到,凡是市场可以做的交给市场,凡是企业可以做的交给企业,其实后面两句话应该补齐,凡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政府应当担当起来,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。民营企业发展,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,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。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进步是政府、市场、社会、企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形成的。

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岳彩周 徐超 校对 李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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